韦泱著《淘书路上》,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沈同衡《怎样学漫画》

巴金译《回忆托尔斯泰》

杨涵《韦泱淘书》藏书票

韦泱近影

 

 

编辑手记

和韦泱也算是老友了，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讲一些自己淘书的轶事，看他津津乐道的样子，真像捡到什么宝贝似的。听得多了，不免也有些心动。有次回上海，就和韦泱说，周末我和你一起去淘书吧。他却回我说，很累的，你还是好好休息吧。没想到，淘书还是个辛苦活儿。因为腰伤作祟，2015年12月25日，韦泱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淘书生涯，回头看看，攸忽间，整整20年过去了。人与书渐已老。半年后，《淘书路上》结集出版。书稿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但我想先看结束篇，于是从后记看到序言。这样的阅读，就像从当下走向了过去，留下一个逆着时光的背影，而这样的阅读体验似乎也暗合了作者在书写中起伏不定的情感流泻。平静、浓烈、兴奋、沮丧、释然、惋惜，五味杂陈。合上书，忙不迭地向韦泱求证自己的感受，他告诉我，还真是没有想过呀，每次淘书回来，只是陶醉着边翻边看边写。不过，也许和淘得的书不同有关吧，是后期淘来的旧书与自我认知撞出了激情。大概就是书写者不自觉的激情感染到了我，产生了共振。书写的要义，不就应该是和阅读者之间的情感互动吗？！一本《淘书路上》，万千书人往事。细述缕分经年的淘书经历，写所得版本的珍贵，写书写者的轶闻故事，有周末起早的辛苦，“捡漏”的窃喜，“走眼”的懊恼，旧书市场的兴衰……点点滴滴，妙趣横生。个中滋味大概只有韦泱才能真正体会吧。要淘书，自然离不开卖旧书，这一“淘”一“卖”之间，就有了卖书人，我很好奇，惦记着韦泱什么时候能把卖书人的故事也续上，写些《一本书几十年甚至70多年的运转史》，亦或是《卖旧书的人》之类的故事，那这淘书路上，岂不是更热闹、更有趣了嘛？

    《淘书路上》共集辑了50篇札记，篇篇珠玑，选择了一篇我最喜欢的，《何其相似昔与今》与读者共赏，还有蒋星煜为本书做的序，老先生还未来得及见到问世的书稿，就离开了，权做怀念吧。还有韦泱写的《别了，淘书》，表达了一个行将离开旧书市场的淘书人的恋恋不舍的心境。

人与书渐已老，书话常青。这让我对韦泱依旧有所期待。

 

 

摘录

    《少年学生故事》书的扉页上有一段文字概括了书的内容：“少年同学们，你们不是喜欢看故事么？这本书是特地翻译给你们看的，里面包含二十篇优美的作品，有描述大自然的故事，也有温柔的诗歌，都是世界上有名的作家写的。假如你们爱好这种读物，我们愿意积极介绍，看过请把意见告诉我们吧，祝进步。”

    节选之“思想、艺术两纠结”一文。

    章乃器：“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调整就是经济结构的初步改造，那中间主要的就要包括消肿、去腐和生新。一百年来累积起来的双料的腐朽，今后要肃清；十二年来发展起来的臃肿，今后要消除。必如此，然后新的肌肉才能顺利地声张。”

    —节选之“杂书一堆成常态”一文中淘得的1951年5月出版的章乃器《论中国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书籍。

    今天淘书运气很不错，一册《少年科学家的故事》，属于“少年修养丛书”的一种，吴纳百编，北新书局出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这是一本典型的少儿励志读物，字体大，还配有不少插图，内容从富兰克林、牛顿，到瓦特、达尔文、诺贝尔，工介绍了12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胡权循著的《怎样写话》，青年出版社1953年1月出版，第一次印刷即是20万册，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一册通俗的写作知识书，从“写话不难”到“最后说几句话”工9节。全书用最明白易懂的语言，讲解作文的基本道理。这样的“微型书”，在商业化的今天，是不可能再印刷出版。年轻人看到这样版本，会觉得新鲜好奇。

以上两段均摘自“良知担当皆楷模”一文。

 

 

上海《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专刊，每逢星期日出版，有一篇文人访谈录殿后，内容与摄影均以藏书为主题。二○一三年，承编辑不弃，有一次对我进行了访谈。

《淘书路上》序

文／蒋星煜

    访谈录发表之时，题目则为《丢书记》。因为我在日寇于“八·一三”侵占上海之后，回故乡溧阳，敌机又连日狂轰滥炸，我未能将藏书搬迁即逃往北郊。原住处与藏书均随轰炸化为乌有。一九三八年重回上海，当时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卡德路（石门二路）之旧书摊正是黄金时期，我又购买若干光华书局、现代书店、水沫书店初版本以及若干麦克美伦版袖珍本诗歌等等，既喜悦之至，亦担心能否保存。果然，一九四一年初春，敌伪魔爪已深入租界，我不得不绕道香港去重庆，这一批书在上海寄存亲戚家，后不知下落。在重庆六年，到米亭子等旧书店，搜得罕见译本多种以及《四部丛刊》单行本若干。抗战胜利，我先行东返，藏书托同事随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东迁时再运回。同事受我重托，亦未草率从事，但电影厂将这一批书压在船舱底，时间一长，受潮过甚，书已稀烂，或结成块状。令我痛心之至。

    建国后，奉命参加戏改工作，我对之十分认真，乃大批购买参考书。不料，“文革”开始，我首当其冲。一小书柜被造反派贴上封条，反而得到保全，其余藏书以及著名作家书信均作为四旧而全部扫地出门，不知其下落。经过这五次惨痛经历，改革开放后，不再购买任何书籍矣。故作者将访谈称《丢书记》，亦符合实际情况，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书话家韦泱要我为其书话新作写几句话，我感慨万端。韦泱欣逢盛世，不可能再有似我辈之狼狈遭遇，淘书之乐乐无穷，如重温历史，如与古人对话，其情其趣，非局外人所能设想于万一。

    老人往往足不出户，韦泱最近成为丁景唐和我之间的单线联络人，我感激之至。当然，与我结交多年之文人与韦泱相熟者非仅丁景唐一人，还有一些，但共同语言不多，无联系之必要也。

    韦泱所淘之书，已超越一般淘书者之范围，还包括某些签名册或登录簿之类，我认为眼光远大，可谓淘书、藏书之“创新”。此类图书虽无明刊本，称之为另类善本，亦未尚不可，因为确属海内孤本也。其史料价值未可限量，说不定若干年后，在某一事件中成为唯一令人信服之铁证也。历史之演变，原不以人的意志所能转移。

    韦泱谈起《拼音》曾更名《文字改革》，并引用了一段“充满火药味”之原文，说刊物与作者被“政治所绑架”。我当然无异议。韦泱并列举老舍、叶圣陶、吕叔湘诸人对文字改革（即拼音化）的坚决拥护。说老实话，我至今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拥护拼音化的。当时轮不到我这种无名小卒表态，要表态，也只能随大流，否则至少要挨上“右派”的帽子。我在写戏改文章时，也是宁左毋右的。

    淘书者感到无书可淘，乃天大喜事。社会安定，人们在衣食无虞之余，才有可能淘书。藏书者生活安定，才有可能把玩藏品，或与二三友好对藏品进行探讨，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逃难之人往往首先考虑携带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之必需品，藏书至多只能选择有关职业之工具用书，其他书籍即使千辛万苦得来也只能低价出让。我为逃轰炸等灾难，一切身外之物无法携带，回到旧居只见一片瓦砾，书已化为灰烬矣！

    劝慰韦泱，切勿以无书可淘为憾事。我等当年淘书，失书之悲喜交响曲实为噩梦一场，何乐之有？！

    如今感到无书可淘，正可对已淘得之书仔细品味，写一点有学术内涵的书话出来。如唐弢写《晦庵书话》时，最早生活并不安定，写来比较浅显。建国以后，书话写得极少，学术内涵则较多了。但有得必有失，生逢其辰，固是好事，民间仍有疾苦，则不太重视了。古人说：“文章憎命达”，也有一定的道理。

    此书提到了欧阳山的《苦斗》，我可以肯定许多人不知道“苦斗”苦到什么程度，我在这补说一些“轶事”，使此事不致散逸。

    欧阳山写完《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不满意。他是名家，拿到北京出版了。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了第一次检讨。后来形势转变得较为开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家巷》的续编《苦斗》。“文革”开始，《三家巷》《苦斗》及其作者欧阳山都成为批判重点。欧阳山本人当然要检讨、交代，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作了非常复杂的“检讨之检讨”。当然这次“检讨”被认为“不深刻”，书稿一再修改加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欧阳山心情愉快，恢复写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主动进行了“检讨之检讨的再检讨”。我未读到原文，但可想像到措词的困难和执笔者的复杂心情。

    写这些不是忆苦，而是思甜。希望韦泱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如果可能，我建议再去读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对今日的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会有深切的感受。因为，人在颠沛流离之中，根本不可能有淘书、藏书之乐的。

    此为序。

（这是去年蒋星煜先生抱病撰写的最后文字，年底他因病仙逝，未及见到此书问世，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蒋先生表示深切悼念）。

 

 

别了，淘书

文／韦泱

    刚出了一册关于淘书的书，一些朋友来电相问：侬真格勿去淘书啦？我心里格登一下，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我在这本《淘书路上》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金盆洗手’，并不出于自愿。一是旧书市场已无可意之书，淘书仅仅成了一种形式。二是年岁渐大，腰椎患病，不能否认这与经年的淘书不无关联”。

    前后算来，淘书起码有二十年光景。近年来，淘书未曾间断，而旧书市场已呈颓势，且不可逆转，旧书店、旧书摊萎缩甚多。淘书况味，已大异其趣。这样的情景，对一个酷爱旧书的人来说，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去年初，有家读书报的编辑来电，询问有否合适稿件开个专栏。想到淘书这么些年，应该有个了结。遂决定，这年就把淘书进行到底，坚持每周一次淘书之旅，认真写下当天的淘书记，在报上开个“羊年淘书记”专栏。一年的淘书记，浓缩了二十年的淘书经验。既可作为收官的一个句号，亦是行为上的一种纪念。

    其实，淘书真辛苦。每逢节假日，是别人放松休闲之时，就是我忙乎劳累之日。淘书这活儿，还不能赶晚了，总怕好东西被人捷足先登。这个心理因素的存在，就使人一夜未必能睡踏实，凌晨天未放亮，就得黑灯瞎火地出门。到了旧书市场，只见人影绰绰，只只面目均模糊不清。有人打着手电，在地上寻寻觅觅。我也跟着费劲察看起来。沿着一长溜地摊一一淘过去，对我这个有点近视的人来说，就苦不堪言，就得凑近些。这样，可怜的中年之腰就该受委屈了。实在看不清晰，还得一只脚跪着支撑住整个身体的重心，才能把书取到手。这样几十次的“卑躬屈膝”，不腰酸背痛才怪哪。而淘书人是不管严寒酷暑的：“一月二十五日，周日，零下五度。晨去文庙书市，如此寒冷的气候骑车去淘旧书，还是第一遭。路上双耳冷得生痛，亦冻出了鼻涕。然到达文庙，仍较早，刚开市”。这是冬天记下的“淘书日记”，是真真切切的辛苦写照。再说酷热：“七月二十五日，周日。又是一个三十八度的高温天。淘书人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权当一种晨练，出身汗，实是爽事，亦是减肥的良方。今晨骑车到文庙，已大汗不止。一边淘书，一边汗流如注，仍乐此不疲，淘了十多本书，价亦便宜也”。实录夏日里的淘书日记，是对“辛苦”两字再作一次诠释。

    如此辛苦，还执迷不悟，那就说到，淘书还很开心哪。有次见地摊上一叠《苏联文艺》，大红的封面，实在亮眼哪！早期听草婴先生闲聊，说他四十年代从事俄文翻译，第一次翻译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就刊发在《苏联文艺》上。刊物为苏联人罗果夫主办，但编者大都为我党文化工作者姜椿芳、戈宝权等。我拿起一数共六册，轻轻询价，摊主答“一道去三十块钱”。难得一见的民国老期刊，平均才五元一册，市场价起码加个零，等于白送我了，真是笑不动。用行话说，这叫“拣漏”。淘书的乐趣就在于常有意外之喜。

当然，俗话说“江山易移本性难改”。如果以后哪天偶尔路过旧书摊，我可能还会去张几眼。有闲时还会去旧货市场逛逛，淘些有点旧气的小物事，如旧宣纸、老照片、老底子的手串等，算是过一把淘瘾吧。更当然，以往淘得的那些旧书宝贝，是我学习文史的珍贵资料，好好整理研究，多出写作成果。因为，这才是永无止境的求学之路。

 

 

许超编译《大发明大发现家故事》

赵俪生《史学新探》

何其相似昔与今

今日“立冬”。这是农历上的一个节气，对上海而言，并不意味冬天来了，气温仍在二十度上下。只是一早冒着绵绵细雨，在开门前赶到文庙，看看路旁，城管车、警车严阵以待，城管队员来回走动着。有人说，这里还新设了城管办公室，看来地摊将彻底绝迹了。七点半开门，在雨中开始淘书，由于地摊不再，外面的淘客也转战庙内，增添了不少人气哪。

    先得的是《中国绘画理论》，傅抱石撰辑，商务印书馆发行，因不见版权页，无法确定为民国哪一年出版。前有类似序言的《中国绘画理论叙例》，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傅抱石于日本东京”，开首就见作者性格：“此岂中国民族性使然？习中国绘画者，强半不事理论之探求；学到几笔涂抹功夫，可以钓名，可以弋利，固自足矣，未见其有成也。此种普遍病象，实为读书少，智不足以悟解，得书难，力不足以罗致二原因所造成”。真是一针见血，说出了民族劣根性，八十多年过去了，此言仍有现实意义，好像是针对时下画家所说。今昔之状况，何其相似乃尔。作者将古代绘画理论按泛论之部、总论之部、分论之部三大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专论进行归类，如分论之部有五论：林木论、山石论、皱擦论、点法论、装饰论。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专著，作者需读多少书，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辑录出绘画理论，又分门别类进行疏理归纳、进行解析分述。可见老辈画家的学问之深厚，这是最让我敬佩的。如说他们何以成为一代国画大师，因为他们的文化积累丰沛也。傅抱石（1904—1965）一九三三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此书即这一时期所著。后人评说他“是博大精深的学者，著书两百余万字，对古典文学与艺术的研究是同步的，尤钟情于诗，历代佳作无不熟稔，均体现在他的画作中”。此书封面因破损，已被人修旧如旧。爱护书的人，掌握修书技能，亦在情理之中。

    《大发明家发现家的故事》为日本作家所著，许超编译，世界书局初版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译者的话》开头也是精彩：“本书是一册良好的辅助读物！中国现在正提倡科学，最要紧的是要中小学学生的脑中，撒下几粒科学的种子，让他们发芽滋长，对科学发生兴趣，发生研究的精神”。书中论述了伽里略、牛顿、富兰克林、瓦特、诺贝尔等世界一流发明家，译者鉴于书中没有中国科学家，专门在书后加写了《伟大的工程师詹天佑》一节，中国在世界科学发明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从此书我想到当下，无论科学的发明发现，其实都离不开创新精神，时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国家战略，没有创新、探索精神，就破不了未知领域，就找不到时代前行的路径。过去与现在，创新精神应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一般签名都在扉页，而此书我在书底发现了毛笔签名的笔迹，不仔细真找不到哪，签名且有“民国范”：“明儿惠存，爹爹赠壬寅年年初四”，以赠书贺年，舔犊之情跃然纸上。现在当父母的会不会在节日中给孩子买一些科普读物，如果有的话，会不会用毛笔题签呢？似乎不会多吧。

    作家的业余爱好，或闲情逸趣，有时也会弄出不同凡响的动静来。周瘦鹃即是极为典型的一位。这《园艺杂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内容就是他写花花草草的随笔集。他在《前言》说：“二十余年前，我在故乡苏州置有一片家庭小园地。这是我经之营之，将历年卖文所得，积累了些钱换来的。当时因处于军阀乱政的时代，外患内忧，国将不国，因此万念俱灰，想学陶渊明、林和靖那样做起隐士来，种种花，吟吟诗，不再与闻外事”。解放前，周瘦鹃曾长居上海，写作编刊，最有名气的是《紫罗兰》杂志。说起此刊，我就会想起十多年前“走眼”一事，一次在上海老街藏宝楼二楼一家古玩店，见一摞旧刊《紫罗兰》，每册要价仅二十元，我却犹豫不决未敢下单。这样的“美差”仅此“灵光一闪”，以后再也无缘复见也。这《紫罗兰》是张爱玲成名的“摇篮”，她的小说《沉香屑》首次于一九四三年连载此刊，作为主编的周瘦鹃在评述中说：初次读到张的作品，“深喜之，觉得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周是张爱玲作品走向社会的最初“保姆”哪！

    赵俪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新探》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作者在《付印题记》中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我曾在上海海燕书店出过一本论丛式的小册子，题名曰《文史学的新探索》。今年这本小册子的版权转移到新知识出版社，我便趁机会将它大大的修删了一番，从原来的二十二篇中删去了十七篇，只留了五篇，我又从近年来所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文中选出与史学工作有密切联系的两篇补入”。我翻看目录，有《学习矛盾论，联系史学工作的一点体会》《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次共和时期的历史》等篇，心中想，史学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分析历史现象，但不能处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事。历史是一面可以鉴别的镜子，但不是任意打扮的“时髦女郎”。借古喻今、含沙影射，这种现象到了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赵俪生（1917—2007）是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古代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领域的研究有开创之功。

    一册民国版《热风》，鲁莽著，国光书店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再版，品相较差，价却不廉，盖因民国版文学书也。

    最后要说说《祖国的文物》，顾铁符著，文物出版社出版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这个作者陌生，其实不是作者无名，是我无知。有“隔行如隔山”之说，查知顾铁符（1908—1990）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长期供职故宫从事考古研究，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另有《楚国民族述略》《夕阳刍稿》专著。此为我国文物知识的一种普及性简易读物，对象也是青少年读者，用极简单、明瞭的文字，讲解博大精深的文物，需有高度概括的能力。此书前面一半为文字，从遗址、墓葬、建筑等，一直讲到瓷器、书画、书籍、革命文物等，后一半是附图，由于条件所限，黑白照片，虽印在道林纸上，仍不够清晰。

（写于2015年11月22日）